中国人的幸福感在哪里
国家统计局要把幸福指数列入统计指标,地方政府也为幸福指数排名展开了争夺。万众瞩目的焦点是:中国人的幸福如何用指数来衡量?
关于幸福的调查已经进行过很多次。9月4日,广州公布了“2006年度市民生活感受调查”,结果显示,“官员生活满意度最高”。
还有一些调查数字或许更令人感慨:我国抑郁症患者达2600万、9成大学生陷入就业迷茫、7成公众担心药品安全、8成家庭付不起子女学费、7亿多人受到职业伤害、47%母亲无力养育孩子、70%上班族工作不和谐、7成知识分子走在“过劳死”边缘……
按国际通用测量法,幸福的指标包括:生存状况、生活质量、心理调适、人际关系和未来预期等。如果按此标准去计算中国人的幸福,那么,今天普遍存在的住房危机、安全感缺失、教育致贫、人际疏离、生活压力等等现象,会否让幸福感打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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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榜单:谁是中国最幸福的人?
说幸福,谁更幸福?无数不同的调查给了我们不同的结论:越有钱越幸福?农村人比城市人幸福?公务员最幸福?中产阶层最幸福?也有人说,幸福只是一种感受,它属于每一个信奉“平淡是真”的升斗小民
公务员的幸福与不幸
●上榜理由:广州民意调查显示,公务员对生活满意度最高。
整体来看,公务员职业幸福感较高。正如某机关公务员所说,公务员的职业劳累感与成就感并存,失望与希望并生。
“公务员这个职业在经济上处于撑不死、饿不死的地位。与下岗职工及广大农民相比,幸福无比。但与市场经济的弄潮儿相比,又显得微不足道!”一位有32年从业经历的公务员的话,代表了多数公务员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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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富人的幸福与不幸
●上榜理由:钱越多越幸福,房子越宽敞越幸福,地位越高越幸福,轿车越豪华越幸福,环境越美越幸福,衣服越新潮越幸福,事业越亨通越幸福,社交越高层越幸福
“我们已经沦为弱势群体。”一位民营企业老板兼CEO称。幸福并未与财富成正比,不能随便出外,不能随意做事情,一举一动都要考虑到代表企业的形象,享受不到常态的快乐。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老板,考虑到财富的安全,穿的和吃的并不比以前更放得开,为了不露富,甚至刻意过得清苦。
40%左右的富人对自己和家人有一种安全危机感。这个收入、生活水平高于常人的群体越来越面临绑架威胁,2004年3000多起绑架案的对象主要是富裕的企业家、名人及其家人、子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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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的幸福与不幸
●上榜理由:中产有豪宅、私家车、时装和珠宝,有丰富的物质享受,有体面的社会地位,有高雅的小资情调,他们是光鲜的,他们是成功的,他们是幸福的。
幸福背后:他们的财富没有暴富的指望,他们的职业没有收工的暂停键,他们的阶层待遇没有确定的法律保障。他们一步一步向上爬,风光的物质享受背后是职业压力,体面的社会地位背后是患得患失的身份焦虑感。可能随时一场病、一个政策调整、一次金融冲击波,他们就会被重新被打入赤贫的深渊,重新回到奋斗起点。
一位海归叹道:“中国白领的工作强度,已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国的写字楼是世界上最累的写字楼。”
“小市民”的幸福与不幸
●上榜理由:生活平平安安就是幸福,身体没有病就是幸福,有一间不漏雨的房子就是幸福,出门一路平安就是幸福,回家吃个热腾腾的饭就是幸福,在单位不生闷气就是幸福,不下岗失业就是幸福……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就这么简单。
提问幸福:78.8%的人认为和十年前相比收入增加了,另一方面,85.3%的人感觉自己生活负担比十年前更重。“水电煤气,蔬菜大米,孩子上学,看病吃药,哪一样不在涨?”
高房价使许多人一房难求,不敢谈恋爱,不敢结婚,无法把老人接到身边赡养。看病贵就医难,使多少人小病扛着,大病等死。教育高收费使多少孩子在校门外徘徊,使多少家庭背负沉重经济负担。大学生就业难,在岗职工在一片下岗声中工作,工作上没有稳定感和安全感。按照这样的指标,幸福指数能够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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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的幸福与不幸
●上榜理由:《2005年社会蓝皮书》中公布的“2004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显示,中国近八成居民感到生活幸福,农村居民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
幸福的理由:朴实憨厚的乡下人思想相对单纯,对变化了的生活一直怀有感恩心态。他们可以满足于一袋烟、一壶小酒、今天早上他的老牛吃上了一把嫩草、一场好雨、一茬庄稼的丰收……他们从来都不会把吃苦受累当做受罪。
苦涩的幸福:农村人没有机会享受城市人的“不幸福”:农村人穷惯了,也就穷不怕了,觉得只要不生病不死就幸福了,面对现实是一种务实的选择;拥有的少,就没有害怕失去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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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说:谁“偷”了中国人的幸福?
一方面,中国的GDP增长速度为全球之冠,人均收入越过1000美元大关,另一方面,百姓的幸福并没有和GDP的增长同步上升。
据说,GDP增长率跟国民焦虑指数、睡眠指数、做爱指数紧密相关。当GDP飞涨,该国人民的焦虑指数必定上升,而睡眠指数、做爱指数齐齐下落。
GDP崇拜:迷失在物质里的幸福
●GDP衡量一切,但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这种东西。——美国前总统肯尼迪
一直以来,我们都只推崇GDP增长的神话,认为首要问题是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水平,解除贫困,增强综合国力。“GDP崇拜”成为一种情结,唯效率主义的发展成为主要甚至唯一取向。
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导致了诸多不良后果:国民教育、就业保障、社会福利、医疗卫生、文化建设等与人民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社会发展领域当作“经济增长的代价”牺牲掉,人民生活并没有从经济的增长中获得多少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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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压力:幸福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
●哪里有什么幸福可言,挺住就是一切。——诗人 里尔克
房子、工作、人际、婚姻、面子、家庭……这几个名词带着纠缠不清的关系时刻给予一个中国人压力,年轻时以命换钱,年老时以钱换命。职场压力令英才早逝,学业和就业压力令15—25岁的人思觉失调。
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这些问题已成为中国显性的公共问题,并构成百姓痛苦的关键。卫生组织公布说,中国2400万人有精神抑郁症,原因就是买不起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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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感缺失:当生存都只是一种可能……
●每日为自己安全担心的人能幸福吗?——心理专家
富人提心吊胆。对国内顶尖富豪的调查显示,多数富豪认为,财富给自己带来“不安全感”。
公务员烦恼。杭州市的一个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公务员中,有心理问题的占近17%,公务员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比一般群体强烈。
社会治安是必不可少的公共产品。将良好治安作为公共产品提供给公众,最大程度提升市民的“安全感”,进而满足普罗大众对“幸福感”的需求,是政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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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疏离与情感空白:独孤感与抑郁的源头
●寂寞,已经成为现代城市生活的一种常态。
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里,逐渐淡化了情感企图,大家都是及时关系,强调当下的需要,呈现的状态是:过从甚密,但感情稀薄。
我们不知道隔壁邻居姓甚名谁、大致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水平;我们也不知道现在工作单位里年轻的张小姐明年是否打算谈婚论嫁,还是准备出国留学;我们不知道常常去理发的美容店为什么换了老板……”
差距:幸福是“比较出来的”?
●一项研究报告称:与穷人为邻容易感到幸福,与富人为邻会产生失落感。
在电影《求求你,表扬我》中,记者王志文问:什么是幸福?农民工范伟答:幸福就是我饿了,看见别人拿了个肉包子,那他就比我幸福;我冷了,看见别人穿了一件厚棉袄,那他就比我幸福;我上茅房,只有一个坑,你蹲了,你就比我幸福。
基尼指数低于0.2是一个国家幸福的指数之一,这表示国民收入分配绝对平均;0.4—0.5表示国民收入的贫富差距较大;中国的基尼指数一度达到了0.47,超过了0.4的国际安全标准线。
“幸福指数”会否变成忧虑指数?
国家统计局称,目前,幸福怎么“称”仍在探讨阶段,采用哪些数据,不采用哪些数据,权重是多少,都在探讨之中。而民众对于这个即将出台的新指标的态度,可以说是忧喜交加,喜的是社会的和谐与福祉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忧的是,这本名叫“幸福”的经,会不会被“念歪”了?
疑问:“幸福”是能“算”得出来的吗?
这种关于时代幸福指数的研究显得如此有问题意识,却如此偏离解决之道。
习惯于量化生命的头脑永远不明白,幸福感是从头脑里产生的,它虽然需要借助于外物获得,但这种外物,并不全是有形的收入、财富、个人占有;对外界的“简单拥有感”如果也称为幸福感,那么,幸福感也太脆弱了。那种幸福感是朝三暮四者的幸福。
忧虑:“幸福指数”会否成“政绩指标”?
能够理解国家统计局拟推出“幸福指数”所表达的政治善意,但这种高估自身理性的善意让笔者感到很是不安:在统计主管部门无力控制既有指标注水、既有数字愚人的情况下,能保证新增的统计指标不会成为官员粉饰政绩的工具吗?要知道,相比GDP这种客观指标,幸福、和谐、满意度等都属于主观性很强的指标,这种主观指标更容易造假。
期待:讨论“幸福指数”不能脱离“痛苦指数”
要完成老百姓的幸福指数指标,首先要研究老百姓的痛苦指数:老百姓因为看病而倾家荡产,必然会使痛苦指数上升;在单位下岗失业也会导致痛苦指数上升。老农到城市卖菜被罚款,一年心血付之东流,老农痛苦不堪,进而使周围村民痛苦指数上升。作为政府官员,就要切实研究是什么造成痛苦指数上升的。
数字化“幸福”
城市与幸福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奚恺元教授的调查显示,在十大城市总体幸福度的排行榜中,市民月收入最高的上海(月平均收入2847元)、北京(月平均收入2484元)和广州(月平均收入2556元),在城市总幸福度排行榜上分别位列第三、第七和第十;而杭州(月平均收入2300元)和成都(月平均收入1515元)却排在最前两位。
2005年4月29日,深圳成为国内第一个发布文明指数的城市。深圳的“城市文明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关爱指数、幸福指数、人文指数、安全指数、诚信指数、环境指数、廉洁指数等7个一级指标和75个二级指标。
其中的“幸福指数”包括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恩格尔系数、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人均道路面积、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数、每万人拥有医生数、人均寿命等9个指数。>>>
“天下第一村”的幸福
78岁高龄的原华西村的老党委书记吴仁宝:“华西人的幸福观概括起来就是‘五子’即票子、房子、车子、孩子、面子。现在,这‘五子’华西人都有了,家家住别墅,小的400多平方米,大的600多平方米;家家开小汽车,少的一辆,多的三辆;家家有存款,少的100万,多的上千万元。”
一个“痛苦指数”的个案
美国《福布斯》杂志发表的2005年“税负痛苦指数”调查报告称,在全球52个国家及地区中,中国内地的税收痛苦指数位居第二。
这一指数根据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雇主社保金、雇员社保金、消费税以及财富税6项加总得出,而中国的税负指数是以北京为模板计算的。
专家认为结果被夸大了,因为税收征管不到位,有很多企业和个人“幸福”地逃了税。
幸福或不幸的原因调查
《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显示,家庭和睦、身体健康、经济无忧是城乡居民幸福生活的三大源泉。
分别有54.6%的城镇居民和66.4%的农村居民都认为贫穷是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另外,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相比较而言,更多的城镇居民因为住房条件差(39.5%)、家人或亲戚朋友失业(38%)、工作状况不如意(27.2%)而感到不幸福;更多的农村居民因为健康状况(26.9%)、儿女问题(15.5%)、缺乏知识和技能(10.7%)感到不幸福。
关于“幸福”的故事
一鬼托生时,冥王判作富人。鬼曰:“不愿富也。但求一生衣食不缺,无是无非,烧清香,吃苦茶,安闲过日足矣。”
冥王曰:“要银子便再与你几万两,如果有这样的安闲清福,还不如我去享。”
(《笑林广记》)
有个美国女人,40多岁,在沃尔玛超市做理货工,她的收入并不高。她几次到中国,收养了3位孤儿。
为了其中一位患白血病的孤儿,她耗尽了所有积蓄。
有人问这个美国女人,按她的收入,在美国生活已算贫苦,何必要养那么多的孤儿拖累自己。
美国女人听了,睁大眼睛说:“这是我的幸福啊。”
那人再追问:“没钱让自己过得好,还是幸福吗?”
美国女人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说:“天哪,幸福需要钱么?”
冯骥才先生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访美期间,美国朋友带他参观了一个富人区后,冯先生对美国朋友说:“你不羡慕这里的富人么?” 美国朋友笑着说:“没什么可以羡慕的, 假如我有机会,我可以赚好多的钱,拥有这一切。”回到国内后,冯先生有次同样参观了国内的一个富人区,他听到同行中有人说:“这些富人,我真想把他们杀了。”
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不修边幅。有一天,年轻的亚历山大大帝来到他的面前,由于欣赏其才华,国王低下头友好地问:你需要我帮忙吗?躺在地上的第欧根尼用胳膊支起上身,对国王说:你挪一边去,别挡住我的阳光!
科学家眼中的“幸福”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丹尼尔·卡尼曼和艾伦·克鲁格等人已经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调查研究,得出结论:钱多未必幸福。并且总结了幸福感缺失的三大原因:
第一,人们在攀比中更能得到满足和幸福,而不是个人财富的绝对增加。卡尼曼等人指出,一个社会的共同富裕并不会使其中的个体感到更满足,相反,当人们在与同阶层者进行比较后发现自己更富裕时,才会产生更明显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第二,物质消费只能带来短暂的快乐,人们的消费需求随着消费能力而增长。简单地说,物质消费只能满足人们一时的需求,基本不产生长期效应。而随着财富的增长,人们的欲望和需求也在增长。
第三,生活方式。越有钱就越幸福也许只是一个假想,财富的增加往往意味着工作节奏加快和压力的增大,结果,有钱的人在越来越有钱的同时,也越来越忙碌,并面对更多的紧张和压力。
你幸福吗?面对这样的问题,或许直观和感受会告诉你答案,是或不是。但如果问,如果幸福的大小从1到100,你的幸福是多少?你能够回答吗?如果回答不出也没有关系,因为国家统计局即将帮我们回答这个问题。
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日前表示,人均GDP等“硬指标”已无法反映人们的精神需求和心态差别,因此国家统计局将推出幸福指数等一些“软的”统计内容,以适应各方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民生、人文方面的要求。
此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就城乡居民的幸福感进行过调查和研究;去年两会期间,也有代表提交了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如今,统计局官方对“幸福指数”的公开认可表明政府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各项举措正逐步实施。
西方的一些研究表明,个人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倒U型,即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继续增加收入反而往往会意味着幸福感的下降。不久前,国内某知名电信公司传出来一位高管辞职的新闻,而高管对于离职的自我解释就是,“虽然赚钱很多,但是由于工作太忙,根本没时间去花钱,很苦恼”。这清晰地解释了幸福指数的微观含义:没有钱肯定不幸福,但是有钱也不一定就幸福。
在宏观方面,“幸福指数”概念的引入使我们霍然发现,以前对政府职能的理解是本末倒置的:其实,对政府而言,推动经济的发展、追求GDP增长并非终极目标,它们只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人民幸福生活的手段而已。
20多年来偏重于GDP增长速度的发展模式已经显现出这一弊端,如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受益水平”很不平衡,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相对滞后,经济长期处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益的外延式粗放型增长模式,受资源和能源的制约越来越大等等。在人们的物质财富总量不断增加,人们钱包越来越鼓的时候,城市的空气却不如以前干净了、饮水不如以前甘美了、气温不如以前适宜了、冬雪也不如以前纯洁了,再加上暴力拆迁、假货泛滥、诚信流失……这一切,让我们的幸福感打了很大的折扣。
但需要指出的是,幸福指数固然为经济决策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却应当避免将幸福最大化作为一种政策选择。
近代功利主义所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伦理学命题,如果试图将它作为一种经济学或政治学意义上的具体政策追求,则注定会演变为一种当代的乌托邦。因为幸福感的考量是立足于个体的,其现实价值主要在于指导人们的人生实践。由于个体之间追求的巨大差异,加之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取向,决定了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将幸福指数作为政策选择,它对于政策制定而言,更多的是发现问题的工具,而非解决问题的手段选择。
所以,力求通过幸福指数来考察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状况和变化趋势,进而调整政策取向,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良性运转,才是这一指数的政策含义。(东方早报 马红漫)
近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今后中国将推出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以及社会和谐指数等一些新的统计内容,以适应各方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民生、人文这方面的需求。其中“生活幸福指数”包含收入、工作、居住等方面的满意度。(9月13日新华社)
能够理解国家统计局拟推出“幸福指数”所表达的政治善意,但这种高估自身理性的善意让笔者感到很是不安:在统计主管部门无力控制既有指标注水、既有数字愚人的情况下,能保证新增的统计指标不会成为官员粉饰政绩的工具吗?要知道,相比GDP这种客观指标,幸福、和谐、满意度等都属于主观性很强的指标,这种主观指标更容易造假。
比如,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幸福理解,收入高、工作稳定、居住条件好都不一定感觉幸福。我很担心,一个人可能明明感觉自己非常不幸福,但在官方为彰显自身政绩的“幸福指数”统计中,他的幸福感却非常高。在宏大的“幸福指数专制”下,一个人连表达不幸的自然权利都失去了,根本不幸福的他却在精神上被强迫和别人一起“幸福”,这种精神上的数字强暴要比GDP注水对公众的伤害更大。
这种担心并非多余,首先,“指数化”天然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什么事物一旦指数化都可能被扭曲,经济发展指数化会诱惑官员造假,破案指数化会逼警察严刑逼供,所以“指数化”应尽可能少用,主观感觉更应远离指数化,尽可能让一个人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然后,在当下中国权力未得到有效制度约束的语境中,自上而下地由权力推进一种目标总存在很大的扭曲可能,连GDP这等客观指标都有可能造假,何以能保证主观指标不被官员控制从而为民“造”福。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将公众的幸福感、和谐感这些主观感觉指数化,又为什么要将这些主观指数纳入官方自上而下的统计框架中?如果真的尊重公众的幸福感与和谐感,致力于让每个人更加幸福,应该把“幸福指数”的考量留给公众自己去完成,建立一个“用手投票”的制度让公众自己表达幸福,以幸不幸福的主体表达为官员的治理能力打分,为官员打分很高,自然说明百姓的幸福指数很高,这样的官员让百姓有幸福感--由公众打分决定官员升迁的制度安排是显示百姓幸福指数最好的指针。只有百姓自己才知道自己幸不幸福,幸福感在百姓自己心中,这是外在的指数无从概括和描述的,百姓应掌握着这种表达的绝对主动权。